当代新儒家创始人——熊十力

5月24日，是熊十力先生逝世52周年的纪念日。

他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先生有着不平凡的一生，是新儒家开山祖师。这位20世纪我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和坚贞的爱国民主志士，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国历史上曲折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中反思、觉醒，慨然脱离政界，潜心学术研究，思考“中国何由停滞进”“革命终无善果”的历史原因和思维教训。

1949年，熊十力以特别人士身份被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5月24日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为了纪念熊十力先生，团结出版社出版了《熊十力传》一书，为广大读者讲述他的一生。

本文内容选自《熊十力传》引言，略有删改。

二十世纪初期，我们民族经历深重苦难，在苦难中觉醒奋起，在奋起斗争中屡遭挫折，由于愈挫愈奋，而赢得了进步和解放。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中西古今各种思潮汇合激荡，也空前剧烈。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思想家和坚贞的民主革命战士。出生于山明水秀的黄冈上巴河的熊十力，是其中之一员。

熊十力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后家道衰落，至祖辈之后三代无立锥之地，靠父亲教蒙馆度日。少年时期，熊十力就立志救国，慷慨从戎，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辛亥之后，他又参加了护法之役，亲见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许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战果被封建军阀所攫取。这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不禁“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决心弃政从学，转入钻研学术理论。这种转向，绝非消极遁世，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所产生的献身精神。正如他晚年所言的：“余伤清季革命失败，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他从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觉醒后而深研古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弄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

他深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着眼于对中国封建传统遗毒的清理，真正认定“两千年专制之毒”，包括《儒林外史》中揭露的“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都需要大力清除；同时对孔子之学被汉宋以来小康之儒搅得面目全非，变成离孔子真经之异端、叛孔子大道之邪说，尤其是历代统治者标榜的所谓“以孝治天下”，以及“移孝作忠”等“支持帝制，奴化斯民”的宗法伦理政治信条，更必须彻底清算。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反复叮咛：“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 另一方面，他又不同于一般无视传统、妄自菲薄的全盘西化论者。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清季革命思潮自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 即是说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想在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而缺乏应有的根基和思想土壤。因此，他上下求索，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去“掘发其固有之宝藏”，竭力为他心目中的民主革命理想——否定帝制，诸如反对神权，“树立人权”“荡平阶级”“实行民主”“同于大公”“协于至平”等，找到自己民族传统中的“根芽”，赋予他们富有历史感的民族文化形式，借用古代的语言和传统思想形式来表达新的时代思潮。他对《周易》《春秋》《周礼》《礼远》等儒经的独特解释以及对历代政治学术的评论，几乎全是围绕民主革命和自由平等社会理想的设计这一主题。“以古筹今”“六经注我”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实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东方近代化的价值理想的执着追求，力图使外方输入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革命理论得到系统的中国化，从而对先天不足的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这是跳动在熊十力评史著作中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思想脉搏。

正因为此，他一生坚持的反帝爱国民主思想，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讲学著作活动，受到共产党和国人的极大尊重。他在和董必武、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的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毅称他为“我党之诤友”，董必武在1965年给他的信中深情地说：“兄治哲学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 他所写的《体用论》《明心篇》《读经示要》《原儒》以及《乾坤衍》，无一不是贯注于对民主革命狂热的忠贞，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并且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

熊十力是“五四”以后卓然自立、蜚声四海的哲学家，是我国哲学界被誉为千百年来学术界罕见的一位学人。他在治学上不随波逐流，而是以异乎寻常的苦学精思，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自觉地把王阳明、王船山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另辟一条推陈出新、自创体系的哲学思维途径。一般论者把熊十力的学术路线归结为：先由儒转佛，出入空有二宗，旋又由佛转孔而归宗大易。这是言有据的。但他不管学脉多变，还是自有主宰。

熊十力既具有极为颖异的天赋，而又异常刻苦好学。他一生共写出专著二十余种，发表论文、札记一百余篇，与人论学问更不计其数，留给后世的学术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他除了自成体系的哲学以外，还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以及文学等多方面的成果。他自谦地说，自己现代科学知识不足，西方哲学了解不多，但就其博涉所及，虽程、朱、法、王，未必能与之相比。其学虽以继承我国传统思想自任，然实有超出我国传统思想之上者。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成为世界哲学界公认的哲人。1967年版《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68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英国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以及法兰西大学编的《哲学学科全书》， 均列有熊十力之专条，可见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与崇敬。

熊十力在教书育人方面，突出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儒家的优良传统。他对待学生有求必教，教必有方。不管是谁，只要你诚心诚意问他，他就以极为负责的态度，诲之不倦。贫困的学生，他供你吃饭，不要饭钱；住宅困难，他就要你与他同住。凡离去的门人，他也不忘教育，继续以书辞答问，有时还召回授业。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常以学贵求新教学生，推崇孔子“各言尔杰”的做法，强调学习不能雷同苟异，唯审其是而已矣。他说，辨是与非，不单靠老师。他不仅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弟子，然而他与欧阳氏的学说不尽相同，欧阳氏闻之大不谓然，临终竟不欲见十力，但他仍往探视。声称：“以同而异”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绝无损于师徒情感，朋友之间也当如此。

熊十力从小有济世之志，常告诉学生魏晋某些人标榜清高，不问政治，不过自欺欺人罢了。他说，孔子就很重视政治，分四科教人，而政事居一。不过，“从政要跟一个开明的人，孔子不答卫灵公的军旅之问，不愿跟这个无道之君。我厌恶满清皇帝，所以跟孙中山，跟对了。辛亥革命，我去当兵，参加起义。后来，袁世凯窃柄，蒋介石擅权，我虽然由从政转入治学，可并非世外桃源的隐士”。的确是如此，他与弟子相见，从来就不单纯讲学术，而是鼓励门人在政治上辨是非，跟个好人。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熊十力提倡博习多师，取众师之长，以成一家之言。他曾评述韩愈为文章之士，但“五原”之论，显见新义，唯《师说》命感超凡，发端则曰进德修业必有师，师各有所擅，则亲之者在于转益。倘若，守一先生之言以自悦，其学必隘，其见必狭。

熊十力十分赞赏“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文艺”犹《汉书》曰“艺文”，包括一切学术。“ 器”比德行，“识”谓眼光。熊十力以为一个人的器识是研究学术的先决条件。他常说：当我的学生，水平低不要紧，只要德行高尚，眼尖锐利，学习将事半功倍，迎头赶上。孔子弟子又多又杂，孔子非来者不拒，王充称孔子“三盈三虚”，不难想象，孔子曾以器识取舍，大抵“器识”高者取之，低者舍之。冉求作季氏宰，“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十分恼怒曰：“非吾徒也”，教弟子“鸣鼓而改之”。他教学生不要忘记孟子“贫贱不能移”的至言，真有器识文艺者，或不免为贫贱之士，可不能被贫贱压倒。历史是公正的，历代贫贱而有才德业绩者，历史均给予崇高的地位。

熊十力的一生始终坚守大节，以个体生命，直通于国族生命，因而能发生无穷的责任感和担当感。他对人胸怀坦荡，赤诚待人，毫无世故。朋友、学生、亲戚有困难，他都给予帮助。他曾救援过几个共产党员。青年有培养前途的，他支持学费和生活费。如一个学生的儿子，家庭困难，他就支持他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徐复观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熊先生对人的态度不仅他自己无一毫人情世故；并且以他自己人格的全部力量，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不能不以自己的人格与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面，因而得到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所以许多负大名的名士学者，并没有真正的学生，而熊先生倒有真正的学生，其原在此。……但他又是最不能被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人，从大的方面说，凡是真正的儒家，都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而常成为四面不靠岸的一只孤独的船。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惟合于义者则从之）”。上面的几句话，简单说明了儒者向一切人类，敞开自己的心 量，而自然笃厚于自己族类之爱。但人世间则只有“党”而无“群”；只知道“比”而不知道“用”；于是要求只“适”于其党，而“莫”于非其党。及发现一个真正儒者的心灵，只能属于人类，只能属于自己的族类，而不属于任何的党时；并且发现泰山岩岩的义的气象，使人世间各种威胁利诱之技，毫无所施时，自然也会从各方面来加以拒斥、打击。则熊先生之不能被世人所了解，正是儒家的本分；也正是儒家所以能“参万世而一成纯”的本领。民族不亡，人类不灭，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条件亦不变，则熊先生由生命所现出的中国文化长城，或能薪尽火传，与天壤共其不朽吧！

熊十力是性情中人，豪放自负，刚正不阿。正视时弊，藐视权贵，真气感人。董必武曾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书法也”的书法美学警语相赠，以喻熊十力质朴而高尚的人格。